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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政府昏聩，民不聊生。文化界一片肃杀之气。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政府昏聩，民不聊生。整个中国陷入苦海之中。
1933年新年伊始，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百四十二位知识分子遂有二百五十个“梦想”，刊于《东方杂志》。现实无望，寄以梦想，乃绝望之举。鲁迅不相信“梦想”，即写《听说梦》，说“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但胡愈之没想到的是，在“昏黑的年头”，“做梦”也没自由，在国民党威逼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民国政府创造世界文明史上不准“做梦”的纪录。
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称“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询问曹“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此前一年，周作人即致函胡适，研究此事，几经周折，终未出版。同月，在北平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公祭，周作人参加并送花圈、奠仪十元。“主义”不同，周作人不忘旧友，其情历史当记。
5月，北平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被捕。7月，北平《文学杂志》被禁，编辑及撰稿人被捕。11月，北平《文艺月刊》遭查禁。
巴金小说《萌芽》被禁，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遭查禁。文坛一片肃杀之气。
《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枪杀，杨杏佛遭暗杀，邹韬奋流亡国外，《益世报》的罗隆基遭暗杀未遂，幸免于难。血腥杀戮之气，弥漫全国。
但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反抗，上海二百三十九名记者发表联合声明，抗议国民党杀害刘煜生，声讨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陈独秀当场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陈独秀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获判处十三年徒刑，但《申报》《益世报》等多家报纸，都做了倾向陈独秀的报道。汪原放的东亚图书馆此刻重印千册《独秀文存》，又印章士钊《陈案书状汇录》，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再次举行集会，要求国民党停止新闻检查，还自由言论于社会。
文化界、新闻界、文学界在“昏黑的年头”，敢于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抹亮色。
沈从文创作小说《如蕤》。萧乾创作第一篇小说《蚕》。冰心出版短篇小说集《去国》，诗、散文集《闲情》，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朱自清散文《冬天》及《中国文评流别述略》发表。胡适出版《四十自述》《短篇小说第二集》两本书，发表政论文《民权的保障》《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制宪不如守法》《保全华北的重要》《建国与专制》。
“真迷众色看如雾”
——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分量沉重的大书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恋人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来到北平。1922年，沈从文从山清水秀、人情瑰丽又浪漫，充满楚文化的湘西凤凰小城，来到早已有些颓败却依然有帝王之气的北京，那年他才二十岁。
沈从文孤身到京，举目无亲，又无收益，生活清苦，但他到大学旁听自修，转益多师，加以天赋异禀，又受到新文化的启迪，早年文学创作出手不凡，其作品不忘情于湘西风土，又瞩目于京城都市人生。再加上，沈从文独特、传奇的少年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命感悟。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他出身行伍之家，其祖父少年卖马草为生，后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当了贵州提督。因厌倦官场斗争，竟辞官归隐。其父向往辛亥革命，参与革命军攻打凤凰城之役，后到北京与同党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败亡命关外。其祖母为苗族，母亲为土家族。“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这句话，是沈从文的朋友、致力于现代派诗歌却以小说而闻名文坛的施蛰存，在《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文中说的，剀切中理。沈从文十四岁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后来成为他小说背景的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之后，才脱去军服，又到上海闯荡的。初到北京，谁也不会想到，面前这位身着土布长衫、面貌清秀又有些柔弱寡言的少年，会有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
在北京，他与也到北京求学的丁玲、胡也频成了朋友，同时直接接触了不少新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和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有成就的作家。那时的文坛，已开始分化，沈从文始终着眼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这个大目标，无心介入纷纷扰扰的门户、派系之争论。他的交友，以性情言之，从善中流。在文化思想、文学流派上，也不说长道短，自走自路。于是有的评论家说他“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倘沈从文真的有突出的“政治理论思维”，沈从文只能是政治的沈从文，中国则失去了小说家沈从文。
例子也可举一个。1930年，沈从文创作小说《丈夫》。丈夫乘妓船去探亲，碰上自己老婆在船上卖春接客。待后半夜，老婆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一片冰糖。第二天一早，夫妻二人一起回乡。小说写了这对夫妻在乡里受到过村长、乡绅等人的剥削，在船上，水保、巡官可任意霸占妻子，丈夫只能在后舱默默接受这种欺凌。小说还写了老婆身边的掌班的大娘，还有幼年的女孩五多，漂亮的五多是妻子未来的影子。
一个真正懂得文学的叫冈崎俊夫的日本人，是这样谈《丈夫》的：
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话，一定以咏叹的怒吼来描写这场悲惨状况，这位作家却用冷静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
沈从文的晚辈表侄，是画家又是作家的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一文中说：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谢天谢地，多亏沈从文是“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该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的，倘若反之，沈从文还能成为世界的沈从文吗？左翼作家或可很有“政治理论思维应该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而且他们的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但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上表现的弱点，作品表面化、概念化。尽管瞿秋白、茅盾等总结过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收效甚微。
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南下上海，在中国公学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随他同行的有即将从文坛脱颖而出的丁玲和她的男友胡也频。上海有他们的朋友施蛰存，他们还一起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这一年，孤身一人的沈从文，在授课时，发现了刚从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的面目清秀、身材窈窕、举止文雅的女生张兆和。
张兆和是民国著名的“张家四姐妹”的老三。她们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她们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是著名的淮军将领，曾任两广和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牖，是民国开明教育家，曾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四位女儿不仅受到良好教育，且个个才华横溢、兰心蕙质、如花似玉。苏州老乡叶圣陶曾说，谁要娶张家四姐妹，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姐妹都嫁了名人。老大嫁给昆曲名角顾传玠，老二许配给了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三与沈从文成秦晋之好，老四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思汉成亲。
已经二十六岁的沈从文，在当时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他一直在寻觅和等待。他相信，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子，总会悄然而至。果然，张兆和的出现，让他平静的心里燃起了爱情之火。他不是那种可以当面倾诉情感的男人，却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用文字表述爱情的功夫。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持久又坎坷的鸿雁传书的经历。
情书如雪片般，纷纷落到年轻姑娘张兆和的手里，情窦未开的她，面对一封封飘然而至的情书，感到紧张惶惑。而沈从文不见回答，更是烦躁不安，神不守舍。终于有一天，张兆和带着一大摞情书，找到校长胡适。当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的胡适，在张兆和的眼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青年人的思想导师。
张兆和对胡适说，您看，这是沈先生写的，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念书，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胡适见怯怯的、满脸绯红的张兆和，笑了，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可以彼此通通信嘛。
一方不断写情书，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连有成人之美、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锲而不舍的沈从文，以近四年的时间，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我愿意等她，到三十岁。”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其实呢，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前面所述，皆来自文传或口传。而张允和是亲历者，她的表述最具权威。
1988年4月，张允和从台湾飞到北京，一是旧地重游，二是探望妹妹张兆和和妹夫沈从文。
4月6日，春风和煦，张允和来到东便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探望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三妹夫沈从文，同往的还有台湾青年作家张大春。张兆和沏上一壶湘西绿茶，聊起一大堆旧事。沈从文笑着指了指张允和：“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引起了张允和以下的回忆：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张允和接着写三妹回来，她告诉三妹沈从文的房间号，叫三妹吃完饭就去看沈从文。三妹表示不去。她给三妹出了个主意，就说家里姐弟很好玩，请他到家里坐。沈从文来到张家，给弟妹们讲故事，深得好感，直讲到小主人们一个个睁不开眼，只好去睡。她以不再做“臭萝卜干”托词走开。
1933年春，张兆和给张允和看沈从文给自己写的信。那信中请张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并说如其父母同意，让兆和立刻发电报告之。张允和找到父母，“一说即成”了。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这篇文章回忆那已遥远的，几被岁月尘埃湮没的温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张允和要和三妹夫沈从文逗逗乐的，不料，在《文汇报》刊登的第二天，沈从文突然辞世，竟成了别样的悼文。
1933年，沈、张重回北平后，在秋高气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向亲友们宣布结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为他们送了锦缎百子图床单，给极为简单的婚房，增添了喜气。
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高潮。人们把从此至1938年，视为他创作的成熟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及对小说形式多方的尝试和创新，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沈氏特别的风景。
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沈从文的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是从1934年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湘行散记》与三年前的《从文自传》相互印证，前者为社会见闻，后者是往事追忆。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蘸满了感情的浓墨，带着游子的乡愁，以淡淡的孤独、悲哀的叙事，诉说着对故乡和乡里人的深深怀恋，又表达着深深的悲悯。
《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是散文化的历史生活的长卷，把历史回顾、社会观察、人世变故、命运沧桑，由浓郁的情感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的学院气、闲适气、闺秀气、市井气，留得清气满乾坤。
1933年9月，刚到北平不久，沈从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更名《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28年起，《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
世上有许多机缘。在那年，吴宓与沈从文在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上不期而遇。两人虽初次谋面，但谈笑甚欢，清华大学教授兼北大教授吴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见诗人毛彦文的，而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卒沈从文是到上海谋发展的。在“天津丸”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沈从文会接替吴宓入主《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使该报老板甚为不满，他将吴宓辞掉后，请已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沈从文主持。
沈从文乃谦谦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时，吴宓曾放言“欲杀胡适耳”，对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但是，自己还是以谦恭的态度相待，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办报事宜时，专门请前辈吴宓到会听其建言。参会的吴宓的好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此会。《偕吴雨生沈从文坐来今雨轩》诗曰：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从此吴宓不再说三道四。人缘好的沈从文又团结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杨振声、萧乾、李健吾等文学老将和新秀，《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文坛“重镇”。
后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看了甚为不满。小说写刘习舜教授因恋爱而自杀，吴宓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吴宓原娶同学之妹为妻，妻子陈心一是一旧派女子，与吴宓难以匹配，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倾心追求，与陈心一离婚。毛彦文出身望族，留美获文学硕士学位。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属，最后与大自己三十三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秦晋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吴宓深受打击，心如死灰。突读《自杀》顿生联想，岂能不怒。
沈从文对影射之说全然否认，写《给某教授》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作答：
您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的悲剧，也许是命定的，远近亲疏朋友皆无法帮忙。就因为您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别人。您要朋友，好朋友没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远不易对您发生兴味……
您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无怪乎书不能帮助您）……治这种病的方法有三个。一是结婚，二是多接近人一点，用人气驱逐您幻想的鬼魔，常到……朋友住处去放肆的谈话，排泄一部分郁结。三是看杂书，各种各样的书多看一些，新的旧的，严肃的与不庄重的，全去心灵冒险看个痛快，把你人格扩大，兴味放宽。
沈从文这封信，开诚布公，与人为善，一针见血，笔笔中的，语多剀切，指出病因，又晓之以治疗方法，是沈从文的人生智慧的肺腑之言。
此公案了断之后，1936年7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与沈从文相晤的文字：“陪企孙至北总布三号金岳霖宅，并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邀至同居晚宴。”（《吴宓日记》）可见，沈、吴交情未断。
沈从文与吴宓因在文学见解的殊异，虽未彼此反目成仇，也终未成为挚友。
沈从文一生有不少朋友，像丁玲、胡也频、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施蛰存、俞平伯等。沈从文也受过鲁迅、郭沫若等人攻讦。
细看民国以来文人的交好与交恶，从中可看出他们的文化人格的高尚丑陋，其间更有着躁动的痛苦的时代生活在文人心理上反弹出来的难以言说的内容。人性和人格会被政治漂洗得面目全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后经贵阳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1938年始，动笔写长篇小说《长河》，以写实风格，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景，给抗战的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沈从文研究》）。小说表现了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多面性，把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社会场景都写了进去。
可惜，原定三部曲的《长河》，只完成第一部便没了下文。当然不是江郎才尽，他已是胸怀苍生、腹有才华、吞吐天地、驰骋文坛的骁勇之将，他的那支生花之笔，写了多少锦绣文章。当然，也不是生活题材枯竭，《长河》第一部结尾之“社戏”里，已为下部小说埋下了国民党派武装镇压湘西地方势力的伏笔，将会有更惨烈的故事发生。联系沈从文写完《边城》后，曾打算以沅水为背景，要写《十城记》也没了下文，他或是另有隐情，或是性格有毛病。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是也。
1948年3月，曾有一篇文章说沈从文是反动派。1949年，解放军进北京，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过去写过一篇《论作家从政》，纯是书生之清谈，但是被郭沫若看到了，痛加批判。学生将此文抄录成大字报，张贴出来。吓得沈从文想自杀，后住进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家养病，才逃过一劫。
沈从文已感到，不仅不能创作，连老师也不宜做了，便改行躲进历史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一次，毛泽东参观历史博物馆，听说了沈从文在这里工作。很快，沈从文做了全国文代会代表。开文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沈从文等代表，还让沈从文继续写小说。沈从文却写信给领导，提出要编写一本有关服饰的书。周恩来同意，就定下来了。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的许多珍贵资料被毁，但“文化大革命”过去后，经沈从文十年辛苦，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问世。这部轰动国内外的书的价值和地位，堪与沈从文半生写的小说、散文媲美。
晚年，沈从文在与历史博物馆的老同事李之檀谈到自己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一个人不应该去追求权力和钱，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怎样发展你的智慧，而发展智慧就需要增加知识，你的知识增加了，你的智慧才能够发展。这或许不是沈从文的原话，但这样的表达，已让我们看到了书生本色。
“人生是一本大书”，是沈从文的名言。他这本大书，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但这似乎并不全面，应该说这是一本充满对立矛盾的书。研究沈从文的美籍华人专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让我们看到两个沈从文。金介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的沈从文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内战结束，饥饿和鸦片被清除，“中国人民已经挺胸站立在世界之林。特别是他作为政协委员，重返湘西，生活欣欣向荣，他的心已向人民政府靠拢。特别是1961年，他与十多名青年作家，一起拜谒革命圣地井冈山，感受更深，甚至想写一部讴歌革命烈士的长篇”。
但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日渐激烈残酷，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整肃。沈从文也不例外。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竟写大字报揭露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对范曾之举，万分震愕和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当生存、尊严受到严酷挑战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守得住良知的。1957年“反右”期间，一次在文联大楼（即现在商务印书馆）开批判萧乾的大会，沈从文一改往日的生性孱弱，站起来大声发言，耸人听闻地揭发他的学生萧乾道：
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
他所谓的1930年与美帝勾结，是指当时萧乾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辑过八期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宣传中国新文学。沈从文也曾帮助《中国简报》，他是清楚知道萧乾仅仅帮助阿莱宣传中国新文学而已。
萧乾在口述自传《风雨平生》中，写到了沈从文揭发自己的这件事，萧乾理解宅心仁厚的恩师沈从文对自己的“揭发”，只是为了自保。反正自己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师表态划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没必要过多计较。
到了更严酷的“文化大革命”岁月，萧乾从湖北干校回京治病，同时为解决自己被无端没收的住房问题，四处奔波求助。他也没忘记去看老师沈从文。见他挤在一间小屋内忙着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为改善沈从文的住房条件，他到处呼吁，甚至找到当时在北京市“革委会”工作的朋友帮忙。
令萧乾万万没想到的是，沈从文闻听萧乾帮他跑住房问题，竟勃然大怒。师生在马路上相遇，老师声色俱厉地责骂学生，曰此举影响了他正在好转的前程，他训斥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管。”
后来，沈从文还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我死后，不许你参加追悼会，也不准写悼念文章，不然，将诉诸法律。
在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沈从文。是政治的丑陋，还是人性在高压下的堕落？纵观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现有许多难以整理的矛盾，许多写他的文章，一直萦系于他生命进向与存在困境、理性与情感相冲突的主题。可沈从文自己却说：
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
读懂他的书，或可看懂他的为人包括他周围的世界。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
《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围绕着他们天花绚烂，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
——《往事集·自序》
1933年，冰心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之外，又兼在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
两年前，她的长子宗生（吴平）降生。1923年，她在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搭乘的“约克逊”号邮轮上认识吴文藻。后来，这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又学富五车的年轻人成了冰心的丈夫，二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一生。
在美利坚合众国学成后，冰心于1926年再次乘坐“约克逊”号邮轮，在北京明丽的初秋时节重返曾求学的燕园，成为燕京大学的一名助教。不久，又被聘为《燕京学报》的编委。次年，《燕京学报》的创刊号上，学者王国维、新秀冰心的文章同时刊出。冰心的文章是《元代的戏曲》。又两年后，吴文藻以博士学位归国，与冰心举办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幼年即随时任海军“海坼舰”副舰长的父亲谢葆璋住在上海、烟台，又迁北京。进位于灯市西口的教会办的贝满中学读书，曾信仰基督教。1918年，考入北京协和大学预科，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受《新青年》影响，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在《晨报》发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表达爱国热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冰心产生利用小说反映和探索问题的想法。从次年始，署名冰心在《晨报》等报刊发表《谁之罪》等“问题小说”，广受文坛关注。
《谁之罪》，通过两个精神依托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家庭的鲜明对比，揭示旧生活方式对年轻人的事业和进取心的戕害和消磨。《斯人独憔悴》写父与子因学生运动所产生的矛盾，批判了封建家长的落伍。《去国》描写一位学成归国的爱国学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心遭遇，是对黑暗社会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庄鸿的姊姊》和《最后的安息》写黑暗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但是，这些小说情节较简单，人物较苍白而软弱，名为“问题小说”，却未提真正的本质的社会问题和发人深省的人生问题，与叶绍钧同类小说相比，轻浅许多。评论者较为推崇冰心朴实的写实风格，但因是浅层的“实”，未触及社会生活的肌理，故只能雾里看花。
冰心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其反帝爱国热情中，渗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人类之爱”幻想。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其散文高扬“爱”的旗帜，将田野、鲜花、孩子、老人，都笑着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构成一种虽美丽却是虚无缥缈的境界，离社会人生太远。文学充满悖论，冰心多少触及现实生活的小说，早已随世纪之风，化成斑斓之尘，被人遗忘了，而她那些远离动荡历史生活、感情真挚、曼妙轻盈的对人生咏唱和慨叹的散文和诗篇却一直在被人传诵。
1931年，冰心又写了短篇小说《分》。这距她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初年，井喷式地发表《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离家的一年》《烦恼》等一大批“问题小说”的时候，已有七八年了。《分》对自己早年的“爱的哲学”似有反省。小说通过两个婴儿的眼光看到人间境遇的不同。两个婴儿在医院降生后，教授的儿子用汽车接回家，屠户的儿子伏在父亲的肩上冒着漫天大雪回家。小说虽有斧凿痕迹，但能以阶级的分野来审视并反映生活了。
冰心应丁玲之邀，在左联的《北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远无“五四”之后那么有影响了。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到重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署名“男士”，发表系列小说《关于女人》，写各界女性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故事，寄寓爱国主义思想。比起早期小说，一改大家闺秀式的轻曼，始有较多的社会现实内涵存焉。茅盾在《冰心论》一文中说：
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
冰心写完《我们太太的客厅》后，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的创刊号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短篇小说《冬儿姑娘》和《相片》。1936年又创作短篇小说《西风》。
《相片》应是冰心的力作。写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美国传教士施女士，遭到爱情背叛后，以种花、养狗、玩古董打发寂寞的生活。后又收养了一位中国孤女，把一腔母爱倾注在孤女身上，孤女淑贞十八岁时，随她到了自己的国度度假。已青春觉醒的淑贞，在异国与同胞李天赐邂逅，但是他们间的爱情却被施女士冷酷地扼杀了。小说展示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揭露了慈善家、传教士施女士在抚养孤女的背后隐藏着的自私、卑鄙和占有欲的丑恶灵魂。
《西风》是一篇通过描写职业和婚姻矛盾而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女主人公秋心与男主人公远，同在异国读书，彼此产生了爱情。但秋心不愿抛弃所爱的教育工作去做家庭主妇。被拒绝的远，与另一姑娘结婚。从此，秋心和远天各一方。十年后，二人竟在旅途中不期而遇，激起感情的波澜。无奈此时的秋心已到“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专心于教育而亲朋零落流散，只留下无边的苦寂。当突然面对往昔的恋人家庭美满，牵儿拉女，享天伦之乐，她备感悔恨、伤感。这篇小说，是冰心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苏联之后创作的。冰心在该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生存命运的焦虑，耐人寻味。
1933年深秋时节，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此作在天津《大公报》连载。《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女主人公我们太太家里客厅发生的故事。我们太太倚仗富有的银行家丈夫的钱财，将家里的客厅营造成北平闻名遐迩的“文化沙龙”。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常常聚集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社会名流，他们边喝咖啡、品茶，边谈莎士比亚、哈代、叔本华。《我们太太的客厅》给现代知识阶层勾画出一幅漫画，寓以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纵观冰心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旨的“问题小说”，这不是她最好的小说。但小说的题目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因为那时北平总布胡同有一间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主人正是当时的文坛名媛林徽因。那是当时沈从文、萧乾、林语堂、金岳霖、俞平伯、梁实秋等社会名流经常聚会、讨论文学的沙龙，与朱光潜的“读书会”文化沙龙相映成趣。当时，年轻的作家萧乾从沈从文那里得知，因他写了小说《蚕》被林徽因极为赏识，“太太的客厅”主人邀他去她那里吃茶。萧乾多年后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清楚地记录了他1933年第一次到“太太的客厅”去的情景：
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可见，萧乾把这次茶话会，看成一次收获了信心和勇气的文学聚会。当然，沈从文、金岳霖也有不少写“太太的客厅”深厚的学术氛围和文友的深情厚谊的文章。请注意，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通史》，在“林徽因”一节，有这样一段文字：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她的专业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同时中西贯通，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她的北京的家成为“京派”作家聚会的中心并非偶然，主要由于她的高雅艺术气质具有的魅力。
文学原本就是表现人灵魂的艺术，冰心在《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写出旧社会一些无聊文人的丑态，对他们做出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乃是有良知和道义的作家的责任。至于有人不满冰心打击面过大，未免不够厚道，甚至怀疑小说有恶意诽谤他人之嫌，这是把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做法，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茅盾在《冰心论》中说：“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看见了‘憎’。”这位沉浮于文坛经年，深谙世道人心的作家说出的话，大有玄机，意味深长。从生活中发现真、善、美的作家，都是对苍生怀有悲悯情怀的。在茅盾看来，冰心将“爱”与“憎”、正与邪、高尚与卑下和谐统一于一身，从而揭示人物的复杂人性，正是文学的高境界。
1931年，丁玲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时，曾写信给在青岛教书的沈从文：“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
又据《沈从文与丁玲》中载：
冰心回忆，当年沈从文前来找她，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7月底写出的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丁玲，成了《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
《我劝你》是首较长的诗，只引几句：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
他洒下满天的花雨，
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
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
你爱听这个，我知道！
这些都投合你的爱好，
你的骄傲。
……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有永远的冷淡，
是永远的亲密！”
有人说这是一首劝诫诗，劝诫的对象是与冰心名气不相上下的诗人、小说家、建筑学者林徽因，“诗人”指的是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徐志摩。其实，作者表达的并不一定局限于现实中具体的某事某人。
冰心一生，曾多次做过关于文学和写作的演讲，其间涵盖了她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思想。她的演讲风格，平实严谨，深入浅出，从容自然，真挚有趣，可以从中读出冰心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人格。
冰心的演讲，始于在燕大读书时，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文章在《晨报》发表之后，她的爱国热情、漂亮的文笔感染了北京的中学生。位于西单辟才胡同的北京女高师附中，就请她去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时间是1923年4月14日。从当时学生刘逸等记录后发在《辟才杂志》上的演讲内容看，讲了文学史对文学发展的表述，介绍了时代与作家、文学的文体与流派，但缺乏分析，少有自己的阐述。
1926年，留美归来已成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讲授西洋戏剧史的冰心，以她留美前的影响，被邀到北大演讲《中西戏剧之比较》，整理后发在《晨报副刊》。此次演讲，主要讲悲剧，对比中西方的悲剧，讲中国悲剧的缺失，已有个人的观点。但对中国元代以来的悲剧的成就，似视而不见，遭到向培良的批评，其文《冰心胡说些什么》在高长虹主编的《狂飙》上发表。其文有失偏颇，但一些批评也有正确的部分。
冰心学养深厚，但文化结构及其专长不在文学理论，而在文学创作。其文学创作，优势不在小说，她更擅长诗歌、散文。她的小诗，被视为经典，至今仍在熠熠闪光。
《繁星》《春水》是冰心诗化了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之间，含蓄隽永，富于哲理。她自己曾说，那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繁星》和《春水》的主旋律是母爱、童真和对大自然的咏叹，用冰心自己的话说，那里是“理想的人世间”，“有同情和爱恋”，“有互助和匡扶”（《往事集·自序》）。在歌颂“理想的人世间”的同时，诗人还有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反抗。《繁星》《春水》是作者心怀纯洁的思想，用清雅的文字和温婉的诗句，还有淡淡的愁绪，表现“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同时，又有对新生力量、新生活的呼唤。
《繁星》《春水》将中国古典诗词与外国文学调融在一起，或写景，或表现瞬间的情感，含蓄蕴藉，清丽温婉且闪烁哲理之光。用冰心在《冰心小说集〈遗书〉》中的话说：“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尽的意思，声调再婉转些，便可以叫做诗了。”
冰心开创了“小诗”写作之先河，形成了诗的一种风气。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进入文坛最年轻且创作生涯最悠长的作家之一。巴金活过百岁，而杨绛这位一百多岁的文曲星，刚刚不幸陨落。
人艳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林徽因患了严重的肺病，从沈阳的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就医。那年，她二十七岁，虽然脸颊的桃红褪色，这位才女依然“人艳如花”。
1924年4月23日，应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和梁启超之邀，印度诗人在石榴花开的季节，来到北京。文学界在天坛开欢迎大会。泰戈尔发表演说，二十岁的林徽因担任翻译。吴咏在《天坛史话》对此有这样的记载：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5月8日，新月文学社，又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办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的晚会。胡适、梁启超发表祝寿演说。泰戈尔致谢辞。
林徽因装扮成一古装少女望“新月”的造型，表达新月社对老诗人的祝寿盛情。
晚会用英语演出印度老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拉德》。林徽因饰主角公主齐拉德，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戈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晨报》报道了这次演出盛况：“父女合演，空前美谈”，“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泰戈尔还由林徽因、徐志摩等陪同去紫禁城拜会废帝溥仪。
当时古城北京，几乎无人不谈“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林徽因是苍老颓败的宫阙外开放的一朵充满生气的春花，是幽深凋敝的胡同里吹过的一缕清风。
七年过后，古城依旧。为了养病，林徽因住进香山的双清别墅。一人在溪流石径间徜徉，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拜伦的诗：“世间哪有一种欢乐能和它拿去的相比，呵，那冥想的晨光已随着感情的枯凋而萎靡；并不只是少年面颊的桃红迅速地褪色，还未等青春流逝，那心的花朵便已凋落。”徐志摩常到这里看望孤独的林徽因，那“心的花朵”依然艳丽。
这年，林徽因写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仍然》《那一晚》《情愿》《深夜听到乐声》《一首桃花》等，发在《诗刊》上。后来，那时她结识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回忆时说：
（林徽因）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艺术家之一，她可以是个杰出的设计师、艺术家和诗人。那时，她也写散文，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建筑师和非常有魅力的姑娘。她美貌，活泼，可爱，和任何人在一起总能成为中心人物。
说到设计师，1954年第二届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林徽因、梁思成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林徽因泪流满面。那一年，她已五十岁，重病在身，却依然“人艳如花”……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生于浙江杭州一官宦之家。祖父林孝恂，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地方官。曾参加孙中山革命运动，资助浙江青年赴日留学。父亲林长民曾任民国司法总长。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均为黄花岗烈士。
林徽因于1916年进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四年后，有五个月随被北洋政客排挤的父亲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柏林、法兰克福诸名城，曾入伦敦圣玛利女校短期学习。正是在欧洲，与已婚诗人徐志摩邂逅，便有了当时轰动文坛的旷世之恋。那时，林徽因十七岁，美艳如花，那时的徐志摩，不惜与发妻离婚，狂热追求林徽因。后虽未双蝶齐飞，但成就了一段爱的传奇。
1921年返北京，仍就读培华女中。1923年参与当时著名的新月社的创办。
1924年，林徽因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9月，转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成为我国第一位学习舞美的学生。
1928年，林徽因与学建筑学的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然后再度周游欧洲，考察古代建筑。还在旅游中，林、梁即接到张学良请他们到东北大学任教的聘书。
1931年11月19日晚，北平位于东单青年会不远的协和小礼堂，灯火辉煌，各界名流满座。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欧美建筑专家坐在前排，听林徽因开设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演讲。二十七岁美艳如花的一代才女，以文学的语言、美学的眼光，讲述她对中国古典建筑的美学发现，台下的听众如痴如醉。
为了听林徽因这个演讲，徐志摩当日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济南号”，从南京飞赴北平，在济南附近遇难。19日，林徽因的心被听众的掌声和鲜花抬上了天，同时刻，徐志摩的心早飞到北平，生命却沉重地砸在山坳，让我们想起他的诗《想飞》：
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
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
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
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
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
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
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
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想飞》写于1926年4月14日至16日。谁也想不到，一首插上翅膀的散文诗，竟成了谶语。林徽因闻噩耗，心中那朵玫瑰凋零，却仍装在心里，一生都守望着那些散落的玫瑰花瓣。
徐志摩遇难不久，梁思成赶至济南现场处理后事，还捡回飞机残骸一块。林徽因将之挂在客厅，以作纪念。
后来，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拟编徐志摩全集，希望向林徽因借用她收藏的大量徐志摩的日记、情书和手稿。林徽因始终不肯出示。
多情的林徽因心里还装有和她家比邻而居的、为她一生不娶的清华名教授金岳霖，她曾坦白地告诉丈夫梁思成，她爱上了金岳霖。林徽因的爱情，是从精神开始，走入灵魂的，是柏拉图式的。
林徽因与沈从文是极要好的朋友，双方都真诚地守护着友谊。著名学者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她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沈从文与林徽因的描述：
1934年，他当上《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他和徽因差不多年纪。徽因很喜欢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性和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
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徽因对沈从文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亲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找她想办法。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南方娘家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平）。一天早晨他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
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写给妻子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出他对北京一位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忌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这么做了，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妻子呢？
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徽因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她以智慧、关爱、宽容和理智，将沈从文与自己的关系始终维持在友谊层面。她甚至对有时沉湎于婚外之恋的沈从文，给予理性的建议。
沈从文在情感理智上虽一直留在妻子身边，但有时会“横溢”，有些优柔寡断。
1935年，沈从文被美丽的小说家高青子吸引，处于矛盾中的沈从文向林徽因倾诉。次年2月27日，林徽因致信沈从文，曰：
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固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却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进……你希望捉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经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涛里盲目地同危险周旋，累得我既为旁人焦灼，又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林徽因的这封信不是说教和指导，而是袒露自己的灵魂，去撞击朋友的灵魂，而且像沈从文一样，她也坦白地承认自己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缠绕，但她“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和老朋友丁玲的遗弃。他想到过自杀，林徽因一家把他接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让他在那里居住疗养。
1933年深秋时节，林徽因邀请萧乾、沈从文到“太太的客厅”喝茶。
前不久，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了萧乾写的小说《蚕》，很感兴趣，又得知是位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写的，就给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写信，希望他带萧乾来家里坐坐。沈从文又写信给萧，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
沈从文带领萧乾来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该四合院对面为五四运动时火烧的赵家楼，不远处的东堂子胡同有蔡元培、朱启钤故居。当时沈从文住在无量大人胡同，与林徽因家不远。
路上，沈从文说林徽因患肺病，身体很虚弱。但沈从文敲开三号院大门时，让萧乾一怔。只见女主人嫣然一笑，清丽而端庄，窈窕的身上穿一套淡咖啡色骑马装，兴奋又快活。女主人客气地引他们入书房、客厅，介绍了自己刚从正定考察归来的丈夫梁思成，还有萧乾认识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
“喝茶，越随便越好。”萧乾从女主人手里接过茶杯，边喝边打量客厅，七层的书架上，满满挤着线装书和硬皮西洋原装书。挂在墙上的是“读书随处净土，开户即是深山”的书法条幅，前面的条案上，有一尊古代残破石佛雕和几件清康乾时的青花瓷器。客厅摆着多把海黄圈椅和几件沙发。这就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太太者，自然是林徽因，单看那沙发靠背上的绣花巾和靠垫，精致素雅的茶具和咖啡壶杯，便知女主人的高雅美学品位。
谈话时，林徽因说他看了《蚕》很喜欢，小说的语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义味道。又说，自己在香山养病时，写过一篇叫“窘”的小说，就没有你这样的色彩。艺术不仅要从生活中得到灵性，得到感情深度，还得到灵魂的平静和骚动。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表面。
林徽因说着说着，突然打住，忙再给萧乾倒茶。只见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或喝茶或吸烟斗，就有些窘迫地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烟，笑着对也在笑的沈从文和金岳霖说：“你不到大学去当教授，屈才了。”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这样记载了他这次与林的会见：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先生也只坐在沙发边吧嗒着烟斗”。
这次会见，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后萧调到上海，同时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次搞笔谈，他都请林参加。一年，萧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活动，请林编《大公报·小说选》，她慨然答应。她认真阅读编选，老舍、张天翼、蹇先艾等名家和一些年轻人的小说共收入三十篇，还为此选集写了“题记”，批评一些作家“撇开自己熟悉的生活不写”，号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同年，林徽因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萧乾的《矮檐》。后来，萧乾成为“京派”的重要小说家和全国著名记者，与林徽因多年热情的重视提携很有关系。萧乾说，“徽因是极重友情的，关于我在东方学院教什么，在剑桥学什么，在西欧战场上的经历”，她都很关心。他们间的友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林徽因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时有《林徽因》一集。还在世的萧乾以《一代才女林徽因》代该书之序。
林徽因闻名于中国现代文坛，除了她的美丽、善良，其文学作品为她赢得更高的荣誉。
林徽因诗歌成就最大，散文和戏剧也多才作。她虽动笔不多，甚或吝啬，但天赋和中西合璧的学养，加上特有的高雅艺术气质，让但凡落入文字的作品，皆成精品。
1934年年初，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沈从文等组建了“学文社”。5月，《学文》月刊在清华大学创办。林徽因为该刊设计了封面，借鉴了汉代碑刻图案，古朴典雅。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的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引起文坛关注。时为清华的学生季羡林读过《九十九度中》后，感慨道：“另有一种风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
《九十九度中》写的是她极熟悉的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小说从一家饭庄的挑担进入胡同一家富人的宅第开始，随所见所闻，引出各色人物和各种故事。看似无结构无情节，下笔过于散漫，这些片断连缀起来，却构成人生百态。笔墨间，有对这芸芸众生的同情与悲悯。林徽因小说的开放性及对平凡世界、平凡人物、平凡生活、平凡命运的关注，拓展了“京派”小说的视野。
1935年，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陆续发表《钟绿》《吉公》《文珍》和《绣绣》四篇小说，分别写了美人薄命、怀才不遇、婢女逃亡、弃妇孩子，体现了作者悯人悲天的情怀，同时寄托了作者独特的人生和生命的体验。
林徽因是不满意自己的小说创作的，生前她从未将之结集，在那个以出书博世名的年代，更显出她的文化人格的清高。
林徽因最终在五十一岁时，因病不治去世。“人艳如花”战胜不了死神，张奚若、金岳霖、周培源、钱伟长组成治丧委员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追悼会。林徽因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徽因的两位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为她写了一副充满诗情的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墓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人艳如花”的斯人已去，她的诗文还在传读。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方法上，金岳霖先生是“真正能融合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的唯一学者了。张申府评价更高，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问世，被誉为引起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震惊的划时代的哲学著作，胡适也成为中国哲学界划时代的人。胡适也曾自矜：“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整理国故与“打鬼”》）
谁是中国哲学界第一或骊珠双得，都成佛作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乾嘉学者取得可观的成绩，整个中国哲学界显然是严重缺乏方法论的武器，主观上更没有“哲学方法”的观点。正如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所说：“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如今，有了胡适和金岳霖，有了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了，这是该肯定的。
胡适前面已经介绍过。此处说说风度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的京城名宿金岳霖。
1984年7月，正是酷暑时节，金岳霖先生患急性肠胃炎和肺炎，住进了首都医院。正好社科院文研所的张韧到《当代》找笔者谈一篇评论，之后他说要去医院看金岳霖先生，笔者便与他同往。
笔者第一次见金先生，是恢复高考后，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的阅卷工作。袁行霈教授任组长，笔者任副组长。阅卷工作一结束，就与两位参加阅卷的北大毕业的朋友，一起去看他们的老师金岳霖。他们是1954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阅卷休息时，讲了不少金岳霖的逸闻趣事。见到金先生时，他正与几位朋友兴奋地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见到他的弟子，招呼坐下继续他的话题。金先生已八十四岁高龄，头戴一帽，微仰着头，脸色苍黄，但精神甚好，谈兴正旺，好像说1976年那场唐山大地震。他说大地一发抖，他并没有冲出屋去，因为他已近八十岁高龄，没有那么敏捷了。后来，他在院里搭了个塑料棚住了进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一次要捐给灾区三千元，那可是工人近十年的薪水呀，金先生把头再向上仰了仰，说：“没有吧？我捐过吗？”……
这情景与金岳霖高徒汪曾祺后来写的回忆，毫无二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我与张韧在首都医院一间病房，见到金先生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窗上炽热的夕阳，很安静。张韧与他都在社科院，彼此较熟。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谈老北大的事。临告别，金先生说，怠慢了年轻人，连杯咖啡都没有。我那时四十岁出头，与他告别时，他那张在深色的小睡帽下面的脸是苍黄的，有些水肿的，但笑容很温暖。
大约是这年秋天，张韧告诉我，金先生在自己的寓所走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墓地不远。
金岳霖（1895—1984），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字龙荪。
十六岁时，清华学校招生，金岳霖在长沙报考该校中等科。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考试，一见国文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蒙了。他没学过唐朝裴行俭的文章，无法落笔作文，结果名落孙山。
同年夏天，得知清华学校高等科招生，不服气的金岳霖千里迢迢地到北京报考。作文题变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他沉思片刻，一挥而就。英文试题对在教会中学读书的他来说，也并不难。数学题极难，幸运的是，考生十有八九不会做。结果，发榜时，他榜上有名。清华中等科不第，高等科金榜题名，不啻“金鲤跳龙门”。这让长沙的亲友好生议论了一番。
金岳霖虽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从小受到教会学校教育，思想开化进步。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纷纷剪辫子，金岳霖不仅率先将粗粗的辫子剪掉，还仿唐人崔颢的《黄鹤楼》诗，写了一首打油诗：
辫子已随前朝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还，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受西方文化影响，对逻辑学始终感兴趣，善于逻辑思考。一天，突然对常用古谚“金钱如粪土，朋友如千金”提出怀疑。他对同学说，若把两句话当作前提，那么结论应是“朋友如粪土”，并不能说明友谊比金钱珍贵。因为“金钱”与“千金”可视为同一概念，既然“粪土”与“朋友”分别与之一概念等值，那么依据传递关系，“金钱如粪土”就与“朋友如千金”等值了。同学莫不为其推理而叹服。
1914年，金岳霖以优异成绩获官费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先学商业科，后改学政治学。1920年获博士学位。是年9月，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谋得教授中文一职。1921年年底，再赴英伦留学，进伦敦大学经济系学习。次年到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在中国大学任教授，讲英文和英国史。同年秋，到清华学校教逻辑学。后又奉命创办哲学系，他任系主任兼教授，主讲西方哲学和逻辑学。1928年，清华学校升为清华大学，金岳霖仍任系主任和教授，后又任文学院院长。以过人才学和社会影响，金岳霖在清华园有很高声誉。人们把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字龙荪）、理学院院长叶启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三人尊称为“清华三孙”。三人分别在哲学、物理学、经济学领域，皆是响当当的领军人物。有趣的是，三人均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倚重的顶梁柱之外，又都是终身独身。
其实，金岳霖刚到清华任教时，并非独身。他曾与一位美国姑娘泰勒，在北京城里租房同居。后人说金岳霖一生独身，是不准确的。
1931年，金岳霖再到美国休假一年，入哈佛大学进修逻辑学。1932年回国。
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当选常务委员兼会计，又任《哲学评论》编委。抗战爆发，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清华、北大共组临时大学，他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1938年4月，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他在该校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4年，金岳霖当选为第四届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1949年后，金岳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1955年8月，他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委员，9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次年，当选为国家一级研究员。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金岳霖任哲学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室主任。1979年8月，他又当选中国逻辑学会首届理事长，1983年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1984年10月20日，金岳霖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作品有《论道》《知识论》《逻辑》《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合著）和《形式逻辑》（主编）等。
生活中充满悖论。哲学家金岳霖在生活和处世时，常常闹出令人啼笑皆非、不合逻辑的笑话。
比如仪表穿着。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20世纪30年代，徐志摩在北平见到金岳霖和泰勒时，心中很好笑，他在写信给梁实秋时，是这样描写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和他的女友的“妙相”的：
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即泰勒，也有译成泰丽莲的——引者）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脸——引者）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20世纪50年代的金岳霖，在画家黄永玉的笔下，大哲学家成了个地道的北京贫民：
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呢制，可折成帽，亦可拉下罩住脸——引者）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
徐志摩认为，这“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儿”。徐志摩的调侃虽然语言刻薄，但对金岳霖却极为尊重推崇：“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金岳霖和泰勒同居时，一天，打电话给赵元任夫妇。赵元任，语言学家。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重返哈佛大学进修语言学理论，后又去法国研究语言学。1925年再到清华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称为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金岳霖在电话中说有要事，请赵元任夫妇马上进城到他的寓所。赵元任夫妇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便问金岳霖到底有什么事情，非马上进城不可。金岳霖说犯法的事我不会做。
赵元任夫妇急匆匆赶到金岳霖寓所。开门的是泰勒，赵夫人杨步伟见她并没有怀孕，觉得奇怪，这时金岳霖迎上来说：“赵太太，你能来，我就放心了。”
他们被金岳霖拉到院内，指着一只母鸡说：“这只鸡三天没下蛋，请你动手给取出来。”
赵元任夫妇对视一下，哭笑不得。金岳霖把母鸡捉住，说天天给它吃鱼肝油，肥了，却下不了蛋。杨步伟拿过鸡，往屁股里一掏，鸡蛋就取出来了。金岳霖呆呆地看着这一过程，赞叹不已：“妙手回春啊！”然后拉着赵元任夫妇与泰勒去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金岳霖一本正经地说：“过两天，我给你们送一匾过去。”
清华大学另一同事吴宓教授追求毛彦文被拒，十分痛苦，便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句，弄得满城风雨。
另一位清华同事，觉得吴宓这样张扬，会败坏同为著名教授的毛彦文的声誉，就请逻辑学教授金岳霖，以严谨的逻辑性说服吴宓，冷静下来，别做损人不利己之事。
金岳霖听罢，不假思索，兴冲冲表示，完成任务如探囊取物，便直去吴宓处。
见到心事重重的吴宓，金岳霖说：“我不懂你的诗写得如何。但诗内容是关乎你的爱情的，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宜公开发表。私事是不应在报纸上宣传的。比如我们天天如厕，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听罢，大为生气，吼道：“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一怔，觉得这比喻确实不妥，忙解释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的意思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两人不欢而散。回去的路上，很懂逻辑的金岳霖发现自己刚才的表达缺乏逻辑性，为此，他郁郁寡欢。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拉金岳霖给他的学生讲课。到会场前，沈从文才告诉他，讲讲“小说和哲学”。
走上讲台，金岳霖认真地讲课。下面的学生认真地听了半天，发现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结论，是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望着金岳霖脸上天真得意的微笑，学生们先是沉默，然后爆发了一阵大笑。有人不甘心让金岳霖耍了一番，就问：“您说小说与哲学没关系，那么《红楼梦》呢？”
金岳霖怔了怔，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哲学。”
金岳霖的这句话，让学生们颇不以为然，前面承认《红楼梦》有哲学，接着又说不是哲学。逻辑学大师让逻辑给弄昏了。金岳霖听到此论，诡异又天真地一笑。
1950年，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艾思奇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做报告。报告会由系主任金岳霖主持。艾思奇在逻辑学前辈面前，大讲“要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并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
金岳霖一直微笑着，认真听艾思奇的报告。艾思奇讲罢，金岳霖微笑着总结道：
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金岳霖微笑着说这番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领导人张奚若，听着金岳霖的话，知道他分明在反击当时党内的哲学权威，便在一旁暗暗扯金岳霖的衣襟，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但金岳霖并没有接受好朋友的好意，还是微笑着绵里藏针地、机敏地将话说完。在学生快意的笑声中，艾思奇尴尬地笑，张奚若提心吊胆地笑。
真正哲学家的逻辑学本事，总是用在战斗上。它是合乎逻辑地微笑着将论敌轻松地撂倒在地。这不仅是逻辑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文中说：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师从罗素和穆尔，这两位哲学家在当时已誉满全球。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两部书，使金岳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引得他最后步入哲学领域。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读遍了西方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无不涉猎，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研究。比如，他对休谟的著作读到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能清楚记得，甚至倒背如流。在融会贯通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体系。归国后，边任教边治学。每周除教学用去三天外，其余时间他大都不会客，不干别的事情，集中精力研究，写作。若此时造访金岳霖，毫无例外地会吃闭门羹。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哲学著作，《逻辑》《论道》和《知识论》。
《逻辑》出版于1935年，甫一出版，即被中国逻辑学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金岳霖自己却说：“写得最糟的是《逻辑》。”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论道》是在西南联大时写就的。那时，金岳霖与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同住在昆明著名的唐继尧家的花园里，每家分得戏台大包厢之一隅。大家为照顾金岳霖写作，把大包厢最清净的地方腾出来，放置他的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供他安心写作。就在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唐家花园，金岳霖完成了他满意的《论道》。
金岳霖的《论道》，重点是时流，用他的话表述：“‘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金岳霖创作《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其间，二人常有沟通交流。后来冯友兰在评价这两部书时说，自己的《新理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论道》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自己却很少影响金岳霖。
《论道》问世，哲学界依旧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唯一发出声音却评价不高的是林宰平，这令金岳霖大为失落。他颇为寂寥地对弟子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毫无反响，对金岳霖有些不公平。金岳霖一生做学问，态度极为严肃、严谨、严格。他有时花费不少心血和工夫写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之处，会不惜将书稿毁弃，然后重起炉灶，再不如意，再毁弃而不惜。他是绝不拿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的。
《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也是最厚的一部哲学著作。全文近七十万字，抗战前已成雏形。尽管在日本飞机轰炸时，不带细软，此书稿却从不离手。但百密一疏，一次到山沟躲轰炸，还是遗失了。痛惜之余，金岳霖又重新开始写作，直到1948年12月，才再次完成全书。两次撰写，《知识论》耗去十年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张岱年问起《知识论》，金岳霖无奈地说，《知识论》“我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话间透露出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凄楚，直到1983年，《知识论》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离金岳霖仙逝只剩一年。
金岳霖以八十八岁米寿高龄，在《知识论》的自序中写道：
《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金岳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哲学人才。很多后来的各界风流人物，对金岳霖的授业，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秘书，曾任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胡乔木作为学生，曾听过金岳霖的哲学课。他后来回忆老师金岳霖时，说他：
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做学生时听了金岳霖的课，触动很大，他回忆道：
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金岳霖对这位弟子是有恩的，乔冠华去日本留学，其可观的路费，是金岳霖所赠。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初听金岳霖的课，成绩一直不好，甚是苦恼。不久，季羡林发现自己高中时学过的哲学课，与金教授所授非一个哲学体系，他从金岳霖的哲学课里，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成绩大有提高。
弟子钱学森，后来成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他回忆，金岳霖授业时，备课颇为认真，每上一堂课，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钱学森清楚记得金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情景。那时天气渐凉，金教授空手走进教室，坐在讲台的椅子上，然后往呢大衣袖筒里一掏，竟掏出一沓白纸，那是用钢笔密密麻麻写成的讲授提纲。
1935年，金岳霖接到一个陌生的中学生殷海光的信，信中说他读过金先生由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后，很感兴趣，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逻辑的问题。金岳霖很欣赏这位十六岁中学生的才气，回了信予以鼓励，并邮寄一些有关的书籍给他。
过了一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家境贫寒，无力承担求学费用，就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岳霖即刻找到张东荪，请他为殷海光找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不久，张东荪告诉金岳霖，已为殷海光安排妥工作。金便通知殷海光动身来北平。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东荪并未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担负殷海光的各种费用。金岳霖太忙，每周安排一次与殷海光晤面。先谈学问，然后吃饭。金岳霖热情亲切的态度，让原来很自卑的殷海光，找到了自信和自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疏散搬迁，金岳霖又出资五十银圆，安排殷海光安全返回故乡。
同事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家境困难。一日早晨，张夫人在椅子上发现了一沓数目不少的钞票，一家人感到很奇怪。张奚若忽然想到，昨天晚上金岳霖来家里串门，一定是他看到自家生活拮据，走时偷偷将钱放到了椅子上。
20世纪5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空气极其严酷。沈从文处境不好，丁玲等老友都疏远了他，他情绪极为低落，经济上也窘迫。金岳霖并不避嫌，常到沈从文家拜访，使沉闷的沈家充满了生气。金岳霖从不空手，总要带上当时稀缺的食品，让沈从文的两个儿子欢呼雀跃。有时金岳霖从口袋里弄出两个硕大的苹果，让孩子们比哪个更大，然后说一人一个。
金岳霖一生宽和，乐善好施，总是尽力去帮助朋友、同事和学生。欧阳中石在追忆这位清华园里的好人时，说他：
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是一生的挚友。梁思成曾说：“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但是，“总是那么理性”的金岳霖，当爱情突然降临的时候，他自己就乱了方寸，糊涂了。他爱上了林徽因。
1931年，林徽因在北平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时，由徐志摩引见，金岳霖结识了林徽因。这只是初识，并无深交。是年，金岳霖参加清华大学的“驱吴运动”，与张奚若、张子高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11月19日，好友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途经济南，机毁人亡。金岳霖与梁思成、张奚若到济南与从青岛来的赵太侔、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聚于福缘庵，与徐志摩遗体告别。后来，金岳霖又到美国度假一年。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恋，应是1932年，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住北总布胡同之后的事情。1932年，梁、金同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前后两院的四合院里。梁一家住前院，金岳霖独自住在后院。两院相通，前后院又都是单门独户。当时，北平有多个知名的文人名流聚会的文化沙龙，其中就有一个是前院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一个是后院金岳霖的“湖南饭店”。这里常常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甚至南开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喝下午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饭雅聚的地方。在这优雅的四合院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金岳霖与林徽因朝夕相处，频繁交往，彼此逐渐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也随之加深。特别是金岳霖与泰勒分手后，一直只身一人。而林徽因自徐志摩遇难后，其感情经历了苦痛，“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林徽因诗句），并没有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物存人亡，倍加伤情”。她对徐志摩的爱，如烟如云如雨。但对徐志摩的爱恋，总会“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飞远更远，化作远山，化作烟”。而今云烟已远。两个感情孤寂的人，一个绅士，一个才女间产生爱恋，这不难理解。
终于有一天，林徽因很悲痛地对丈夫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君子梁思成听了妻子的痛苦表达后，以冷静、友善和宽宏，化解了情感风波，成就了三个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恋情，对双方的生活都没有造成悲剧性后果，甚至连波澜都没掀起。这与梁思成的理性、宽厚不无关系。
我们在审视那些经历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着眼于他们是否心系、效力于祖国的命运，这是不错的，但往往忽视了探索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文化灵魂，那里有维系我们民族万古长青的人文精神。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萧乾是一位怀有爱国激情又深具使命感和正义感的作家和记者。
笔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萧老的。那时，笔者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萧乾夫人文洁若是同事。在一次社里召开的座谈会上，文洁若把笔者介绍给她已七十高龄却充满活力的夫婿。白发，圆脸，笑得很灿烂，那双手也厚实而温暖。不久，在老社长严文井的家，再次与萧老相遇。听二位老人谈萧乾刚刚在《当代》发表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短篇小说选〉代序》。那两张兴奋的面容，至今未忘。
萧乾是1933年写出第一篇名为“蚕”的小说的。通过《蚕》，与北平名媛、“美艳如花”的女作家林徽因相识，并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进入北平作家圈。那时，萧乾还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英文系本科。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半工半读。不久又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成了沈从文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那时，他已与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斯诺相识。
在那年深秋，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蚕》。当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萧乾就将习作《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他本想等沈先生指点后，再经修改，重新抄一遍。不料，“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0年，萧乾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生活，曾帮助一位美国人编辑英文《中国简报》，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文章。他写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名优之死》，也写过茅盾。因写沈从文访问记，与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1932年夏，萧乾因与系主任吵架，一气之下跑到福州，去打工挣学费。萧乾曾在仓前山英华中学（即今福建师范大学附中前身）教国语。榕城留给他许多美好的回忆，二十三岁的他曾与学生们到鼓山露营六天，还游览了马尾、福清、海口等地。《蚕》就是以此为背景写的。1933年，萧乾重返北平，继续求学，并完成《蚕》。
《蚕》发表的几天后，萧乾接到沈从文的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萧乾在1984年为《一代才女林徽因》一书作的序中，写道：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
这以后，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到美学家朱光潜家，参加北平的另一文学沙龙“读诗会”。林徽因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言语锋利，对文学常有独到见解，往往与人争论不休。一次，她当着诗人梁宗岱的面，批评其诗作，彼此就争论起来。与林徽因交友及得到沈从文的鼓励，萧乾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从1933年到1934年，他每月至少写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由自己选或交沈从文选出一篇，其他的就撕掉。这是作家中不多见的。他宁少毋滥的严谨创作态度，深得友人赞赏。一篇小说发表可得稿酬二十大洋，可以解决吃饭住宿诸开销。临近毕业，没时间创作小说，他就写《书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正本交学校，副本由郑振铎卖到商务印书馆，“得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
1935年，萧乾到天津《大公报》编《小公园》，还兼管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两个月后，在杨、沈的举荐下，《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统统交萧乾主编。1935年12月9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翌日，萧乾从天津赶到北平，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并写目击记揭露这一暴行。次年又奉调上海，同时编津、沪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是萧乾自己视为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他利用《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除了举办文艺评奖，还请来林徽因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巴金、老舍、蹇先艾等人的三十多篇小说入选，广受好评。
1935年，斯诺在上海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着的中国》时，萧乾被请去协助斯诺编译这本较早将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到外国去的书。其中选了一篇杨刚用英文写的革命题材的小说《肉刑》，曾发表在《国闻周报》上。这是杨刚应斯诺之邀创作的。杨刚和萧乾同被斯诺选中，共同编选《活着的中国》。
杨刚是位才女，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读英文系，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成为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5年，曾翻译英国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与鲁迅、茅盾等关系密切。1938年，接受中共中央之命，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1944年，她又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起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前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他的老师沈从文为《篱下集》作了序，评论其小说曰：“生气勃勃，勇敢结实。”他认为，其小说有“乡下人”的气派，并断定凡接触这些作品的人都会和他有同感，“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篱下集〉题记》）。
李健吾也肯定了《篱下集》，他在《咀华集·篱下集》一文中，这样评析萧乾的作品：
看过《篱下集》，虽说这是他第一部和世人见面的创作，我们会以十足的喜悦，发见他带着一颗艺术自觉心，处处用他的聪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
叶圣陶把萧乾的小说选入他的《文章例话》，作为擅长“使读者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上体会得出人物的性格”的范例，而推荐给读者。
萧乾的生活经历与沈从文、废名不同。沈从文和废名二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乡村经历，而他于清宣统二年（1910）生于北京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平民家庭。父亲与老舍的父亲一样，都是守城门的小卒。父母早逝，靠堂姐抚养长大。十二岁读崇实小学时，即半工半读，送过羊奶，当过学徒，搞过校对，抄过资料，是在北京文化氛围中走出的城市“乡下人”。他以亲历者的童年视角，写出了《篱下》《矮墙》等短篇小说。仅从小说“篱下”“矮墙”之题，已暗示自己寄人篱下的生活，具有世间炎凉的意象与内涵。小说中不断奚落他的“姨夫”，衙门的昏暗世界、工厂主的丑恶嘴脸都出现在天真孩子的眼里，他们与坚忍挣扎的“妈妈”，构成了北平底层的世俗人间。而萧乾熟悉的下层引车卖浆者，也自然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些北平底层人的自爱、自重、自尊的性格，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姨夫”“工厂主”、衙门官人的冷漠、丑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正是萧乾小说包含的“城中两个世界”的结构。正如他自己在《忧郁者的自白》中所说，自传色彩很强的这些小说，都是“忧郁者的自白”。忧郁者的感伤是浓烈的，是健朗的，又是充满生气的。当然，萧乾早期的自传体小说，对贫富对立的愤怒和抨击，火气很大，而“我”未经文学化，作为文学形象很苍白，远不如其他人物鲜活。
揭露西方宗教及传教士在中国“收买灵魂”的罪恶勾当，是萧乾小说的另一类题材和主题。《蚕》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一点点宗教哲学”（《创作四试·〈象征篇〉前言》）。《皈依》里刻画的雅各军官和菊子、妞妞等人物，揭露了“救世军”传教士引诱穷困女孩子“入军”的罪恶。《昙》则以五四运动为背景，塑造了启昌和约翰牧师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青年学生的觉醒，也写出了传教士的狰狞本相。
巴金和斯诺读了这两篇小说后，鼓励萧乾把这个题材写成一部长篇。萧乾接受了这个建议，积极准备材料，积累了一铁匣卡片。不幸因生活颠沛和一场大火，这些材料化为灰烬，这一计划落空。但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拓展了社会生活表现的广度，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强度。萧乾早年“整个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这种经历和具体经验，使他的小说涉足宗教题材，合乎逻辑。但萧乾的“反宗教”姿态，并非涉及宗教本身，通过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是他对贫富对立情绪的延伸罢了。沈从文、废名的小说也有宗教文化的渗浸。废名的小说对禅的参悟可直接转化为对人生的领悟，与萧乾揭露“吃教者”的伪善嘴脸、为“遭侮辱者”鸣不平，完全不一样。
《栗子》《邮票》等小说，留下了萧乾思想动荡的影子。前者表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青年人的思想状态，后者是以东北救亡运动为背景的。在艺术风格上，与沈从文、废名的小说着重内心生活揭示、探求人性的审美情趣，相去甚远。
萧乾的处女作《蚕》和长篇小说《梦之谷》是写爱情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萧乾在中学因“闹学潮”被校方除名，于是南下福州和广东汕头，在角光中学任教。在那里，萧乾和一位美丽的潮州姑娘发生了爱情。但是，由于当地一个兼舵江电船老板和长途汽车公司大股东的国民党市党部要员，企图霸占这个姑娘，从中作梗，结果萧乾失去了与他相爱的姑娘。《梦之谷》就是以这个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爱情悲剧。
萧乾与当时北平、天津一带的年轻作家，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吴伯箫等，形成了平津很有生气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个群体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有意识地从古今中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萧乾自己在《创作四试·〈刻画篇〉前言》中说：“大天才也许着笔即成，我是描《芥子园》出身的。”当然是自谦，但他的“芥子园”里有屠格涅夫、哈代、契诃夫，有鲁迅、胡适、沈从文等。他是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不断汲取乳汁，获得经验，在中国文坛争得一席位的有特色的作家。
萧乾在特写（即报告文学）的创作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34年9月，他完成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平绥琐记》。他是借一位在平绥铁路列车上当货运员的朋友提供的方便，连续两年暑假免费搭车，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然后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用文学的笔法写出来。他在燕京大学读的新闻系专业，为他选择一个新的文学领域，提供了重要条件。《平绥琐记》显示了他“承受现状刺激的敏感”和“甄别体验现状的锐力”方面的能力。而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这一新闻媒体，更为他对国内外进行广泛的“人生采访”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萧乾的报告文学创作，大体可分三个时期。1934年从《平绥琐记》开始，到1939年为其第一个时期。主要创作主题可以概括成“民生疾苦”。他的报告文学以反映百姓生活疾苦，呼吁政府、社会关心民生疾苦为主调。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秋至1936年初春的《流民图》。该报告文学是他以记者身份，采访鲁西、苏北灾区见闻的实录。展示了灾民无家可归、啼饥号寒、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客观上也是对国民党漠视灾民疾苦、救灾无力的控诉。此《流民图》一出，各地读者救济灾区的捐款“显著地在踊跃起来”（《未带地图的旅人》）。
1938年，萧乾采访岭东地区写下《林炎发入狱》和《岭东的黑暗面》等，采访保安地区又写下了《由香港到保安》。有为被当局与地主势力勾结制造镇压爱国贫苦农民带头人的冤狱鸣不平、伸张正义的；有揭露国民党官吏发国难横财丑行的；有写国民党内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劣迹和征募壮丁黑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报告文学中，不同程度地回荡着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的旋律。如《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记述了在华北敌后一支八路军游击队抗击日寇的动人事迹。《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报道了为修筑通向世界唯一大动脉的滇缅路，千万民工做出壮烈牺牲的伟大事迹。
1939年春秋之交，萧乾登上了法国邮轮“阿拉米斯”号赴英。在英国的七年间，一方面任教于东方学院或到剑桥大学当研究生；一方面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写下了如《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等大量特写，生动地报道了英国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悲壮战争……
赵令扬在《萧乾作品评析》中，说萧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量报告文学，应是“欧洲发展中重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