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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
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1936年新年伊始，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强烈呼吁政府开放“言禁”。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京记者，后来成了名人的斯诺，积极支持平津新闻学会提出的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的主张。不久，《世界日报》对此做了报道，全世界都关注中国新闻界争言论自由的斗争。
1月7日，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规箴良言”：“鄙意对于国事、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或少管，此即弟两三年前劝兄勿办《独立评论》的意思。”胡适于9日复周作人的长信表示，自己一贯的人生哲学、欲罢不能的责任意识，是不会改变的。“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予以婉拒。
1月11日，上海的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报界名流七十一名，联名在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与平津形成掎角之势，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七八月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等报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争言论、出版自由。
3月18日，北平《晨报》为抗议北平政府武装接管，刘尊棋等十六名编辑、记者全体辞职，表现新闻界对反动压迫的抗争。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其主要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率各界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10月1日，巴金、茅盾、冰心、鲁迅、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当局“即刻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应“立即概予废止”。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上海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并“绝对禁止”刊载“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忧心如焚。一百五十九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胡适立刻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苦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赎于国人。”12月20日，《大公报》发表胡适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痛斥张“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力量”。同时，胡适还攻击共产党，他认为西安事变背后肯定有共产党插手，他断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胡适逐渐成为国民党的“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1月致翁文灏等人信）。
沈从文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和《从文小说习作选》及小说集《新与旧》。萧乾出版短篇集《篱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树叶》《落日》。朱自清出版杂文集《你我》。冰心发表小说《西风》。林徽因发表诗《深笑》《风筝》《静院》《空想·外四章》等，编辑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九一八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快罪恶的灭亡中国的步伐，中国的民族危机进入严重关头。每个中国人都得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可悲的是，就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地进行政治军事挑衅，国家危亡、命悬一线的时刻，中国当局竟然惊慌失措，拿不出成熟的政治决策，而将中华民族的命运押在国联仲裁上。
身处华北平津最危急中心，一群曾拉开新文化运动大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将他们的理性、智慧和爱国的精神，放在民族危亡中的外交、政治、军事的应对策略上。民族危亡的惊天大事，成了胡适为核心的爱国知识分子最为关心、最先思考的重大问题。一群书生，他们的应对策略，或真的是“书生之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他们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光芒万丈。
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在第六十三届议会上做了日本决定从速承认伪满洲国并加以政治军事援助的演讲。过了五天，胡适于8月29日夜写出《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一文，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十六号上。文章指出：
内田的演说虽然也有采取强辩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体上可说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强暴政策，毫不客气地向世界的舆论挑战，抹煞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他并不依靠什么理论做强辩的根据，他的唯一根据是武力的强横……半年的国际调查，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添了一大堆废纸！中国人民与政府对国联的期待，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是难免绝大的失望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得到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
通观胡适此文，可看出胡适对日本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是有清醒认识的。对国际调查，既寄希望又不存幻想。他在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思路上，提倡“依靠自己”，下决心做一个切实可行的“自救计划”，“长期拼命”地自强。胡适的这种见识，即便现在看来，也是救国良策。
二十天后，日本公然再次挑衅中国，挑战国际社会，高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代表武藤与伪满洲国代表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就在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向参加“九国公约”的十二国发出照会，敦请对此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采取有效对付方法，以示公理后不久，胡适于9月19日，又写了一篇时评《究竟哪一个条约是废纸》，再次强调世界公论“道德的裁判”的道义力量，并幻想“日满议定书”必定会成为“一张废纸”。胡适对国联调查团，曾寄予些许希望，他自己相信国际公论会给中国一个满意的答复。此文发表的第二天，胡适再写《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再次指出“日本的侵略主义者能不能接受国际调处的原则”，乃是“真正根本的问题”。1932年至1933年10月间，胡适又写《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等文章，对国联寄予希望。当然，胡适也逐渐看出国联这只“纸老虎”的虚弱和不作为的本质。
1933年3月初，春风如刀，残雪未融。一百二十八个日本鬼子，凭借四辆铁甲车，一个昼夜长驱五十英里，冲进承德，中国守军汤玉麟部有十几万军队，却闻风丧胆，仓皇溃退到长城之内。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大地，十天内便被日寇侵占。全国为之震惊。
胡适闻之，于3月6日写《全国震惊之后》（《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谴责热河守军放弃国土仓皇溃退，乃“摧枯拉朽的失败”：
这回的事件足够证明前三年东三省二十万大兵的不抵抗是实在无能力抵抗。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的绝好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化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
胡适在文中，为热河大溃败总结出五个原因，其中有“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胡适认为，张学良将军自从民国十七年（1928）以来负责东北四省军政全权，第二年又当了华北军政领袖。东三省、热河省，都是由他送给日本人的。他“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又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汤玉麟驻热河时，不做准备；时机已急，不亲赴前线督师，今又不引咎自谴。胡适同时指出：“汤玉麟的责任应由张学良担负，张学良的责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应由中央政府担负的。”
特别是文中还提出：“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说明胡适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方针，以“误国不浅”四字批评，当属极为严厉和剀切中理之辞。
《全国震惊之后》最深刻、最精彩的部分，是胡适对中日问题特别是两国的国势的观察，比较之后，做出救国之策：“先整顿自己的国家！”他说，“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
胡适在《跋蒋廷黼先生的论文》一文中，再次强调把国家政治的改造放在首位：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全国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结果是我们糟蹋了整整十年的宝贵光阴，自己的国家的政治至今还不曾上轨道。
3月12日，面对日本铁蹄步步逼近，胡适发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披沥胸襟”正告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他断言中国民族在日本人的“重炮与炸弹”下，“是不会屈服的”。在血与火的洗礼下，中国会一天天强大，最终会成为日本的掘墓人。
1933年2月，因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酷刑虐待监犯材料的真伪问题，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总部发生矛盾，冲突深化，最后脱离同盟。离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胡适出任执委会主席，次日与分会会员杨杏佛、成平（成舍我）还一起参观北平三监狱，才没几日。
2月24日，胡适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晤面。胡适对萧伯纳说：
日本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难消除的了。但这一个仇恨最烈最深的时候，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容易的时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这一点觉悟与不觉悟的关头上。
胡适对萧伯纳的这一谈话中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句，在当时与后来，遭到说不清道不明的误读。倘联系胡适一贯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及此讲话的全文，其实，他的表述是清楚的、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日本必须“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不怀好意者的引申，无非是想败坏胡适形象，搞掉一位在国难当头伊始，就代表中国知识界理性、良知，积极宣传抗日的领袖。
1933年，中日两国并没有宣战，但日本悍然侵略我国华北，“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在这样的关头，胡适的时评，已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声音。3月27日，胡适又有《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针对日本为欺骗世界舆论，故意做出的某些姿态，文中提出中日两国在目前形势交涉的唯一条件是取消伪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省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舍此，“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清醒地指出：
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
可以说，中国领土完整、行政主权完整，是胡适在中日问题上言论的基石。
早在1932年9月15日，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一封信函中，关于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就曾主张“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说具体一点，即“一、取消满洲国；二、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
胡适在《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独立评论》第九十号）一文中，重申他的这一主张：“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
在《解决中日问题的“任何悬念”》一文中，胡适态度鲜明地指出：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敌人要我们不谈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就乖乖的不谈它了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出这个问题，天天谈，日日谈，站在屋顶上大喊，锲而不舍的大喊。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随意的宰割！
1933年4月8日，胡适回信汪精卫，辞谢汪诚恳请求他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决定。胡适在信中说：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辞谢汪精卫力邀出任教育部部长之请的六天后，写了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起因是一封从陕西西安寄给《独立评论》的信。写信者叫徐炳昶，他在信中要求《独立评论》同人联合发一个“坚决主战”的宣言，特别提出胡适本人在中日关系特别是主战问题上，发表一下他近来的意见。
《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了徐炳昶这封信的同时，胡适借此信也写了这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11日）发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毫不让步，又拒绝国联的调解并退出国联，他已经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
胡适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又引起一场波澜。关于主战问题，胡适在文中说：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张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与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此文甫一发表，《大公报》即有《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回应胡适。自称董时进的作者呼吁“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与鬼子拼命。“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明眼人是会从隐藏的文字中，读出董时进的“高论”，其实是一种牢骚和怨言。甚或是对当局不思强国，只顾榨取民脂民膏丑行的控诉。但胡适却从历史上轻言主战的教训，提醒国人。清议多误国，历史上安南、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从中国版图上被人掠走的教训，都与主持清议的名流重臣不无关系，故胡适在主战问题上，一直是“唱低调”的，这是事实。
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胡适的“哀矜敬慎”对主战的态度。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33年5月，傅作义率五十九军在怀柔抵抗现代化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进攻。日军撤走后，傅作义在战场找到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遗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慰忠烈。胡适敬佩不已，后以诗表哀敬，冷静而低调：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是年12月20日，胡适致信汪精卫，重申对抗日要“哀矜敬慎”：
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
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水，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
1934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他在这天写《国际危机的逼近》一文，发于《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二号。文章全面阐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燕巢危幕，无力自救的悲剧不可避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中国必将遭到巨大牺牲。
但文章并不悲观，开始提倡武力御侮。据章希吕日记载：“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中国尤首当其冲，牺牲必大，那时人民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但中国能否翻身，就在这个世界大混战中。”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中国只有通过抗战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汶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胡适在主战问题上是低调的，但战端一开，他又是主张坚决抗战的，并主张持久战，通过全民抗战完成民族的自我救赎。
胡适又是十分重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的。
胡适认为，日本现在欲亡中国，而准备大举侵略，是中日两国千年历史不幸的一段，但“雾散云开自有时”，历史总会有中日两国平等友好的光明前途。出于对日本人民险恶前途的担忧与惋惜，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忠告日本“悬崖勒马”，放下屠刀。
1936年7月，胡适到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途经日本时，他专门到神户找室伏高信谈了一次话。1935年10月3日，日本学者室伏高信曾请求胡适为《日本评论》写一篇文章。胡适就写了《敬告日本国民》，刊登在《日本评论》（11月号）上。文章警告日本“悬崖勒马”，“苦心无边，回头是岸，不回头的危险是不能想象的”。
胡适还专门写了《答室伏高信》重申：“凡侵略我们的，凡阻害我们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室伏高信也写了两封“答胡适之书”。这位和平主义者、东方文化主义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确应“慎戒”，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要认中国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适之书”中，有几句十分精彩的话，抄录如下：
我们应该在东方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场上结合起来，使世界为之战栗！我们可以效法马克思一句话“所失的不过是铁链（多译为镣铐——引者）而已”，要这样，世界的舞台始会转变，而“朝气的国家”一定能升出新鲜的太阳。
胡适拜访了室伏高信后，在从神户开往东京的火车上，遥望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诗兴油然而生，遂觅得小诗一首：
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胡适自己说，“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7月21日日记）。
生活往往充满悖论。胡适一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什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码头迎迓。
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战败之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胡适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呜呼，被梁实秋称为“比较温和和高雅的”日本人，这是怎么啦？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
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梁实秋在《看云集·忆岂明老人》一文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苦雨斋”的：
八道湾在西城，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
梁实秋笔下的“苦雨斋”，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的四合院，房子四白落地，窗明几净。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苦雨斋”里，淡泊而寂寞地阅读“金枝”，吟咏日本俳句，写他清明冷隽的杂文小品。因寂寞而创作，是日本人有岛武郎的名句：“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周作人就是在寂寞中的“苦雨斋”读书、创作的，他在《瓜豆集·结缘豆》中说，“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人生的孤独”。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周作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但正是在这种寂寞的精神状态下，他获得了自由的人生境界，精神获得了自由，创作也获得了新的超越。鲁迅认为，周作人式的“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是“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若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会怎么想呢？海明威说：
孤独是作家的精神资源，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一个人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被理解，在这一点上，他有时是幸运的；但是它们终究会清晰起来，根据他们以及作家具有的点石成金的本领大小，他们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海明威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周氏兄弟。
寂寞的周作人在“苦雨斋”写的读书笔记体的精妙散文，给寥落的文坛，添了不少生气和热闹。读者可以经常从《大公报·文艺副刊》《论语》《人间世》《青年界》诸多报刊上，读到署名知堂、岂明的优雅文章。
郁达夫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占去一半篇幅，郁达夫特别推崇周作人的散文，他说，周作人的散文“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在郁达夫看来，周作人的散文远在鲁迅之上。
当代文学批评家，太看重鲁迅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性战斗，凡文字都具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如郁达夫就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鲁迅的文章，具有很犀利的批判精神，但作为文学，这只是一种在特别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强化了的功能。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除了教化的功能，还有更重要的审美功能的话，周作人的散文，则另有风景，“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郁达夫语）。
鲁迅式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与周作人式的“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是散文多样风采中的两种风格，孰好孰次，难以说清。胡适早在1922年《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适的话，即使现在看，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可惜的是，即使今天，还有不少文学史家，仍视鲁迅的散文为唯一正道，故意贬低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这恐怕不是审美的偏差，而是鲁迅独大的政治意识在作祟。
有不少文章说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之际，躲进“苦雨斋”无动于衷，却伏案写作，“专谈风月讲趣味”。
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事实。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
躲在“苦雨斋”里，寂寞着，但又不是“谈风月讲趣味”，那能干什么呢？作为“五四”那代人且为骨干的周作人，不关心政局、不触及时事是不可能的。
1934年9月2日，周作人从日本返回北平。第一件事是访亡友刘半农的夫人。周作人去日本途中，刘半农在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回归热，回到北平后医治无效亡故。等周作人到东京，才从友人那里得到此讯，闻之怅然若失，悲痛欲绝。夜深人静之时，周作人想起自己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同期还有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一文。他记得刘半农在《题记》中写道：“昔苦雨斋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此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信之矣。”
没多久，他们二人还在《论语》上以诗相和。刘半农诗为《自题画像》，云：
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
桐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窬（yú，指门边的洞——引者）钻。
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
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周作人记得十七年前，初见刘半农时，刘半农脚穿灰蓝缎帮鞋，钱玄同戏称此鞋为“鱼皮鞋”，遂和刘半农诗曰：
宝相庄严许拜参，面皮光滑鬓毛斑。
眼斜好显蛾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
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
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
刘半农与周作人的诗，各画了一张肖像图。刘半农为自己，周作人为刘半农。皆显其形、其神魄。两位老友唱和间的嬉笑、诙谐、戏语，掩不住感情笃深。往事似烟，周作人每每想起，总不禁潸然泪下。
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刘半农追悼会。周作人沉痛致悼词：
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
周作人从人格和学问上极恰切地总结了刘半农的长处，表达的也正是自己看重老友的地方。
周作人一生，不断地送故人离去。徐志摩济南空难后，周作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与自己并无深交，甚至有笔墨交锋、相互讥讽的过世故人。他在《看云集·志摩纪念》中，为“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的徐志摩表达了敬意。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周作人在好友李大钊就义时震惊、哀痛的情景。当《顺天时报》发表文章肆意向李大钊的英灵大泼污水时，周作人愤怒了，连续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捍卫李大钊的一世英名，说他是“以身殉主义”的高风亮节之人。文章正气凛然。周作人还与胡适等人保护李大钊遗孀、遗孤，心中还惦记着李大钊文集的出版。
在“三一八”殉难者追悼会上，周作人也来送那些并不相识的年轻人，他献的挽联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读周作人上面的文字，依旧可见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文人身上的温暖和真诚。
周作人在“苦雨斋”，也并未与外界隔绝，他时常会与文学界所谓的“京派”圈子保持联系。查1934年9月22日周作人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金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
这些被称为“京派”的文学圈子里的人，有的是周作人的朋友、学生，有的是后进的新人。有的一直亲密相处，如俞平伯；有的曾有过碰撞，如梁实秋就与他有过“丑的字句”的争论。朱自清在谈到这场论争时说：“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
“丑的字句”争论刚息，梁实秋又多次著文，批判“五四”文学“浪漫的趋势”，周作人就是被批评者之一。但这纯属文学观念之争，并没有像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搬出十八般武器。周作人与梁实秋在争论中，照样可以做朋友。比如，梁实秋特邀周作人到清华文学社做文学演说。周作人觉得梁实秋对“五四”文学浪漫主义的批评有道理，则由衷折服。梁实秋办《自由评论》，周作人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经常与友人交往、讨论，“苦雨斋”也不是凄风苦雨中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寺。周作人的寂寞，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夸大了这种寂寞，说他在入世与出世间苦苦挣扎，或硬与世界观相挂，往往会远离真相。
周作人是关心社会，触及时事和政局的。
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刘半农之时，他仍关注时事、国事。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大谈日本入侵中国的形势，“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指出“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并对国人对待中日交战充斥着“国粹的狂言与八股言论”表示担忧，“即军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认为这是缺乏理性的危险态度（《跋知堂两信》）。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点，与同时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全国震惊之后》的观点，很接近。胡适批评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敌，“我们的一切法宝：口号标语、精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轮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是抵御不了的。与周作人批评国民之“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的轻敌思想相近，指出非理性的轻敌之论，是抵御不了日本侵略的。
此外，周作人还参与胡适与“子固”关于御敌的争论。一位署名“子固”的人发表文章，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抵御外侮，非“依靠自己”“长期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的“自救”主张。而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国之道。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批评国难当前大谈复古老调的现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战士的清醒。
周作人还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形势。从报上见到希特勒派军警捉同性恋者，于是写《关于捉同性恋爱》一文，从希特勒烧性书，驱逐犹太人说开去，由此及彼，又谈到希特勒“冲锋派清党”，继而笔锋一转，说道：“中国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
关于欧洲战事起，“妇女参战”的问题，周作人也感兴趣，忍不住撰写《关于孟母》一文，“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干花圈”，表达了他的反非正义战争情绪。
1936年年初，周作人与胡适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讨论。是年1月9日，胡适致信周作人，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人生哲学。介绍“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胡适此信，是回应周作人曾写信劝胡适凡事不可太热心，“汔可小休”的，故胡适在信中，反过来又说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胡适往来书信》）。
胡适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对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适严峻。同月，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谈到自己文章和为人处世的矛盾：
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焦躁心态，文化也带一股焦躁之气。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闲适之气，即胡适所说的“淡远”“平和”之气，绝非是一种对现实逃避，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对现实更清醒的把握。即便从道德、事功角度去看，闲适淡远的境界也是体现着随缘任运的明智和“以物观物”的智慧。
平淡闲适的境界周作人是努力追求了，但最终也没有修行到火候，以沉沦告终。
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逼近交战状态，周作人还是清醒的，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了《关于征兵》的演讲。他甚为激昂地力主“修武备”，“用强力来对付”日寇的侵略，而且要求政府追究“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
1933年3月，他在写给学生俞平伯的信中，说：
世界日报载北大将迁汴，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居然得列于古物南迁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
此信对国民党不抵抗即将华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丑行，表示了嘲讽和批评。
同年10月，周作人又写《颜氏学记》，严厉谴责“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在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
《颜氏学记》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气节论”也进行了批评。周作人说：颜子推“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于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他认为“事功”，即实际的行为与效果，比抽象无原则地空喊“气节”重要得多。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英雄崇拜》，对史可法的气节崇拜提出异议：“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周作人认为，气节，须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牺牲太大。而且，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他哥哥鲁迅，在《寻开心》一文中，支持其弟的观点，说：“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
不注重抗战的实际准备，一味高唱“唯道德论”，乃是一种新国粹主义，也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消极抗战论。周氏兄弟的批判，意义深刻。
1934年，周作人还曾发表《弃文从武》一文。此文表现了周作人在中日大战一触即发的局势下的矛盾心境：文人应有守土之责，又深感书生无用，而对战争的前途也缺乏信心。他说：“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弃文从武》比《颜氏学记》似乎更冷静、更理性些，开始考虑中国“从武”“武备”具不具备与日本开战的能力，文中流露出无奈和悲观的情绪。据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透露，他在撤离北平之前，找到周作人谈了一次话，周作人重复《弃文从武》的观点，对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胜的，人家海军还没打，已经登岸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日本语》《日本管窥》和《谈日本文化书》等文，指出有必要对中日关系及其出路，从另一个角度，即非军事角度，进行考察与选择。文中说：“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周作人的考虑并非无道理。当时中国国民被仇日情绪支配，周作人能保持这种清醒的理性态度，殊为不易。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里，指出即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其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周氏兄弟在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笼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性精神，这是值得重视的。”（《周作人传》）
1929年之后，文坛各派势力严重对立，交锋论争不断，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在《关于写文章》一文中认为，这种笔战“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兄长鲁迅却与他唱反调，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中则说：“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且先不论周氏兄弟之论孰是孰非，他们都积极地投入论争却是事实。
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打压，同时又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已被左翼作家视为异类，遭到否定和批判。只是当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鲁迅，周作人没有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攻击而已。
后来，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左派们停止了对鲁迅的“围剿”，鲁迅也就成了左联骨干。当然，文坛并未因此而如鲁迅所说，“决不因此混乱”。左派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依然严重，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但是，左翼作家对周作人、胡适和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就不再客气了。
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林语堂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左联的论理家胡风。在文章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于一身的观点，胡风指出：“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主义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父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意思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已失去了他的历史积极作用了。
周作人针对胡风的这篇文字虽聱牙，意思却清楚的文章，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回敬，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周作人是说，在历史的变动中，持“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文人之间，是“隔”而不通，没有共同语言。
胡风又写《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批评周作人的论调“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在《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认为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的基础上的“新礼教”，告诉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周作人一直在反对“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与“载道”的工具的。
在鲁迅眼里，他是赞同周作人的。在鲁迅三弟周建人写的《致周作人书》中，可知鲁迅与他的谈话，鲁迅说了下面别有见地的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当然，鲁迅这些话，只是说给三弟听，并未敢公之于众，鲁迅是深知其后果的。
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与周作人在个人感情上已是水火不容，形同陌路了。但他们之间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如反对文学做政治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载道”的工具等问题的看法上，是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鲁迅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并非是一种默契、自觉的配合，而只是基于实事求是。他们之间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又都遵守一种法则，不公开交锋。
查1932年11月20日，鲁迅回北平探望病中老母鲁瑞，与许广平的通信，当中就有这样的话来评价周作人：
乖姑：
此刻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我和两乖姑离开，已是九天了。现在闲坐无事，就来写几句……这几天较有来客，前天霁野、静农、建功来。昨天又来，且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所以也不得意。今天幼渔邀我吃夜饭，拟三点半去，此外我想不应酬了。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
“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有点牵强。仅因废名批评他，就迁怒于周作人，难以服人。
周作人在1933年3月4日《致江绍原书》中谈及鲁迅出版的《两地书》时，颇不以为然地说：
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
后周作人又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暗含讥讽地说：
（我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兄弟间类似这种的文中有话，笔锋一转，便成棍棒，不留情面地敲打对方，似乎不少。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写的是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问题。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不久，上海作家苏汶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沈从文又写《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海派”和“京派”的争论。鲁迅“赶了一下热闹”，参加了争论，顺便在文中给了周作人一枪，文中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真正老京派打头”等语，实际上指1935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一文，开头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房东太太，便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据俞芳写的《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一文说，羽太信子曾不让孩子去看鲁迅，而且咒骂让他冷清死。这话使鲁迅和朱安很受刺激。有了孩子的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中旧事重提，愤懑犹在，且多了些得意的讥讽。
于是周作人又作《老人的胡闹》一文，说：
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周作人一贯平和淡然，但在此这等尖酸刻薄，定有深层原因。这让人想起鲁迅那篇《趋时和复古》。该文发表在1934年8月15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一开头说：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鲁迅在批判林语堂的同时，也把板子打在周作人的屁股上。周作人的怒气，怕由此而来，遂写《老人的胡闹》相讥。
人们都知道，1934年到1935年，鲁迅与周作人的争论，主要是关于“论语派”的争论。公开的是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而骨子里是周氏兄弟的暗中争斗。因为周作人才是“论语派”的灵魂。鲁迅和周作人都避免兄弟公开争斗的良苦用心，也让人感动。
两位都有鲜明个性的作家，虽多年失和，彼此怨怼，但毕竟是同胞亲兄弟，血浓于水。
据他们的三弟周建人后来在《鲁迅先生对于科学》一文中的回忆，鲁迅在病危之时，竟是手捧周作人的著作阅读。在《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二期中，有一封周建人在鲁迅病故不久写给周作人的信，转达鲁迅在最后时刻关于周作人的谈话，其中有关于“送李大钊之子赴日本之事，他（鲁迅——引者）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还是肯定了周作人的一些作为。
我们再看看鲁迅逝世当天，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采访时关于鲁迅的谈话：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周作人还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
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作“人”去看，不是当作“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
周作人客观地评价了鲁迅在小说和整理国故方面的成就，也对乃兄的性格做了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将鲁迅请进神龛的做法，予以谴责，即便在当下，也极有深刻的意义。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
——集状元、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吴承仕
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
12月9日，寒风凛冽，中国大学师生的队伍里，头发已染霜的吴承仕与学生并肩而行，赶到新华门前集会。那里军警已持刀枪警戒，气氛肃杀。从各方会集到新华门的队伍，口号震天，然后是慷慨的演讲。吴承仕振臂而呼，满腔热忱。军警受命逮捕学生，吴承仕又千方百计奔走营救，并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政府不抵抗政策。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章太炎得知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作乱为由，用兵镇压学生运动，便发电支持学生运动，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宋哲元复电表示：“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一二·九遂未发生血案。至今史书上很少提章太炎在此次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章太炎知弟子吴承仕参加此运动，甚为关心，为吴承仕安全计，多次致信劝他到南方。从弟子汪东处，得知吴承仕准备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甚喜”，催他尽快南下，并希望“每月来此两地”讲学。时章太炎居于苏州，盼弟子之殷切，让人动容。但后来，已是中共党员的吴承仕已接受党的指示，决心在北平坚持抗日救国工作，无心南下苟且偷安。他遂于1936年2月20日，在东北大学休息室，致信尊师曰：
先生慈鉴，手谕敬悉，旭初瞩望之殷，劝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后，自当南下。私冀时奉明诲，俾免陨越。如或国难日深，中枢颠陨，托命何所，当不可知，则区区约言，又不足道矣。
1936年6月，章太炎溘然离世。吴承仕众弟子闻章太炎先生仙逝，悲痛欲绝，无法到南方为师奔丧，他们发《通启》，告之全国，曰：“先师章太炎先生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章太炎在北平的众弟子，在北平为老师举行追悼会和遗墨展览会。追悼会现场，众弟子拟一挽联以寄哀思：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吴承仕独自作一长挽，高度评价老师的学问、气节、人品：
隐括刘贾许颖，以阐扬十二经，玄素遗文，始议胡董，终驳皮康，自排满反日以还，式昭攘夷大义；
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羲农旧物，系狱三年，去食七日，后渔父中山而逝，允推开国元勋。
读吴承仕的这一副祭奠恩师章太炎的挽联，可见其对恩师的学养学识、文化人格的崇敬，也更见彼此那份深情厚谊。
1989年有一篇文章说：“吴承仕在北平进步学生和文化界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他的旧日的师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细说民国大文人》一书也说，因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云云，此系揣测，并无实据，皆相互抄录，以讹传讹而已。1936年，吴承仕在自己创办的《时代文化》杂志上，发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辛辣讽刺国民党的国歌是“无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文章巧妙在从国语须区别四声说起，表面是文化探讨，实则为锋指国民党之独裁和倒行逆施。吴承仕将此文遥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收到后，即复信弟子吴承仕说：“前接《国歌改造运动》数纸，已付导儿分赠同学。”导儿，章太炎长子章导，当时在大夏大学读书。倘若如所传，章太炎因弟子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而视之为叛逆，断绝师生之谊”的话，何以会复信吴承仕，并支持他写《国歌改造运动》？师生因信仰不同，偶有歧见，自然难免，但“断绝师生之谊”之说，纯属误传。
章太炎门生众多，且多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黄侃、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吴承仕、汪东、曹聚仁等，众星闪烁，熠熠生辉。
章太炎的众多弟子中，尚有所谓的“四大金刚”“五王”和“二妙”之说。“四大金刚”，系指黄侃、汪东、钱玄同、吴承仕。“五王”者，“四大金刚”加上朱希祖，即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而后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
本节专门介绍集清末状元、民国时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章门传奇人物吴承仕。
1980年出版的缩印本《辞海》的“吴承仕”条曰：
吴承仕（1884—1939），学者。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炳麟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院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以新观点整理古籍，较有成绩。1933年以后，在北平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当时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影响。抗战以后，坚持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辨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车》《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承仕赴南京乡试，中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以举人身份赴北京，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贡考（俗称殿试）。因时逢“戊戌变法”，停科举改为“举贡考职”。吴承仕与进士一道朝考，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朝元”，亦称状元。光绪钦点大理院主事。年仅二十四岁之吴承仕，成为清王朝最年轻的状元。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吴承仕出任司法部佥事，如同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但吴承仕不恋仕途，不久拜章太炎为师，将精力转入学术领域，遂成大学问家，后又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同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蒋南翔写的《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章。文中说：
我们举行隆重的集会纪念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前清的举人发展成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这样漫长曲折的战斗经历，是举世稀有的。无论从他的学术成就，从他的革命实践来说，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和永远的纪念。
1930年，因章太炎屡屡发表不满蒋介石的言论，国民党两次通缉他，章太炎先生遂有三年隐居生活。吴承仕等弟子在老师隐居时，多与他联系，慰藉他。吴承仕曾写《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路线》，在《盍旦》上发表：
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由于前者，他认识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于后者，他认识当局某种借口是摧残救国运动的工具而敢于揭破它。
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又二十六日发表谈话：“学生爱国运动，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
……
我们感受着预告暴风雨到来的低气压，觉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当“救国”“祸国”两词可以随人播弄的现阶段，尤有重大的意义……
这证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张和对于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支节的，是必至的而非偶发的。
文章既消除舆论对章太炎冠以“复古”“保守”的偏见，又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和批判。
据王西彦回忆：
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生生来讲学，真可谓前呼后拥，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一讲数小时，这些平日在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仍传为美谈。
王西彦是1933年暑假只身到北平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的。后又参加北平左联和旧学联的活动，参加一二·九运动，被选为“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行委员。他的回忆，显然是后来听说的，因此与事实有出入。
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应吴承仕所“邀请”来讲学，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并顺便应吴承仕等弟子之邀在北平讲学。另一目的，是携来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设法印制出版。众弟子纷纷出资，“交由吴检斋总其成”。钱玄同、吴承仕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辑校阅。《章炳麟论学集》终得出版。章太炎见到书，甚是高兴，即给吴承仕写信道：“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沈阳、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吴承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曾与高步瀛、袁同礼等多名教师联名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奋起抗日。
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战性。坚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坚持屡禁屡办的韧性精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1936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发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翌年又在该刊发表《新学生团体的出现》，都是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发展，同时揭露国民党分裂学运的种种阴谋。就是在这一年深秋，经中共地下党的考验，吴承仕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与齐燕铭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
1937年春，张友渔、吴承仕、张申府等进步教授，经研究决定，组织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被推举起草《新启蒙学会宣言》。不久，吴承仕拟就了宣言，提出新启蒙学会旨在“唤醒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争取当前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很显然，吴承仕受到左翼作家运动的影响，在党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故有此举。
《新启蒙学会宣言》一出，社会反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当时大敌当前，国人更多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二是新启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这样，反动派还是嗅出赤色味道，就有杨立奎再次出面，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杨立奎者，乃吴承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吴承仕与杨立奎多有斗争。杨立奎与“新学联”“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一起反对学生爱国运动。吴承仕曾撰文《新学生团体的出现》，揭露其反共反民主的丑行。同时向社会揭露“新学联”捏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新学联”的欺世勾当。如今杨立奎又跳出来，撰文谩骂：“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作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并通电全国，诬蔑诽谤新启蒙学会及吴承仕。
吴承仕凛然反击，他在《与某人书》（《吴承仕文录》）一文中写道：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探究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后来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系统，如复兴社、CC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吴承仕此信，并不慷慨激昂，也不露锐利锋芒，但于雍容、自信之襟怀间，有一股凛然正气。恰与杨立奎之泼妇骂街式的苍白滑稽之腔形成强烈反差。正气者自正，邪气者自惭。杨立奎究竟是什么人，说他是反动教授，少有确凿之据，此处不多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之后，吴承仕在北平地下党的保护下，来到天津英租界，化名汪少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